澳大利亚宁波总商会

来源：甬派原创

甬派君有话说

他们执着梦想，在世界各地书写着一个个商业传奇；他们情系桑梓，为了家乡的发展默默倾心尽力；他们拥有一个共同浸染着乡愁的名字——甬商。

2017年11月27日，他们中的代表，将乘着中共十九大全面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东风集体“回家”。届时，甬商总会将隆重成立，共商“一带一路”和宁波“名城名都”建设大计。

甬商之于宁波，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市内外甬商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宁波经济和“宁波人经济”的交相辉映。

如今，宁波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按照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宁波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统一部署，开启“名城名都”建设的新征程。共同的目标，需要共同的奋斗，广大甬商的助力，将为宁波这座港口名城的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甬商总会即将成立之际，甬派君带你回顾甬商的发展历程，行走在世界之间的宁波商人，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颗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并利用下游口岸优势，南下北上，尤借助上海之平台，成为独领风骚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原本“无徽不成镇”为“无宁不成市”所取代。

敢为人先的“闯”劲

晚清时，宁波府所在的地方土瘠人多，有句俗语“宁波熟，一碗粥”，意思是靠田地的收成，仅能每天喝一碗粥。因此，不少宁波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以谋生计。

1840年后，随着上海开埠，素有外出经商传统的宁波人，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人口外流，潮水般地涌向更有利可图的上海，安营扎寨，在十里洋场闯荡拼搏。

当时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他们在黄浦滩前结营搭寨，建立起最早的棚户区，凭借着手中的理发刀、菜刀和裁缝剪刀，开始了他们闯天下的创业之路。

从元朝起北京就出现了宁波人的身影，明朝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通过移民、科举等手段使北京迅速发展，宁波富民成批迁到北京。直到康熙乾隆年间，北京的宁波商帮也发展到鼎盛时期。

成衣业和中医中药业是宁波的传统优势行业。“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北洋时期，宁波“红帮裁缝”在北京开业的已达数十家之多，大都集中在华洋杂处的王府井和崇文门内。20世纪20—30年代，在北京名气响、规模大、资金足的西服庄，无一不是宁波“红帮裁缝”。宁波“红帮裁缝”汪天泰，随同西人由上海到北京从事西服业，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北京红帮裁缝第一人。随后又有周天泰、顾同泰等西服庄相继到北京开业。

除了上海、北京，宁波商帮在天津也有相当大的商业力量。在中国近代，宁波商帮不远千里北上天津创业，历经数百年，成为津门仅次于广东商帮的第二大外籍商帮。鸦片战争后，宁波、天津同为五口通商城市，随着西方经济势力北上，甬津两地的商贸往来更是频繁。特别是外国洋行先后在津建立或设分号，使不少宁波籍人士由沪移居津门，更结下了商缘。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走远路，发现更大的世界

至清末，“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开埠通商，宁波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甚至遍及欧美各地。特别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40年代前后，宁波商人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海外创业高潮。

清末光绪、宣统年间（19世纪末前后），一批宁波人为生活所迫去海外谋生，地点以日本和南洋为主。这批人多为手持理发刀、厨刀和裁缝剪刀的下层劳动者。他们多年奋斗，依靠自身的勤劳和灵活的经营手段，创造出了不凡的业绩。

上世纪中叶，因战乱一部分在上海的宁波籍商人开始思考另寻新址，进行“二次创业”，其中在上海开办影业公司的邵逸夫兄弟属于最早的一批。1932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目光敏锐的邵氏兄弟决定迁往香港发展，后在香港成为影业巨头。抗战之后，内地社会依旧动荡，更多的资本和人才迁往香港。后来被称为“船王”的董浩云和包玉刚，都在港发家。这种迁徙，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大部分人经过上海滩的商战搏杀，又得到彼时香港的发展良机，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扩充。

（邵逸夫）

上世纪70年代后，众多的宁波人就在香港各个领域显山露水：1990年评出的香港十大富豪，就有三人籍贯宁波：包玉刚、邵逸夫、陈廷骅；周星驰、洪金宝、苗侨伟、林忆莲等电影明星的籍贯也是宁波；作家中则有倪匡。

直到如今，香港和早年活跃于上海滩的宁波人的关系，仍可从一些细节中窥见：香港泰昌祥集团名字源于该集团奠基人顾宗瑞在上海创办的泰昌祥报关行。

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宁波商帮除了大批移居香港，还去了澳门和台湾，后又扩散到欧、美和大洋洲。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机遇，利用港澳台独特的地理优势，艰苦创业，奋力开拓，迅速成为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颇受注目的一个群体。在台湾，有实业巨子应昌期、水泥大王张敏钰、半导体之父张忠谋；在美国，有大中集团创办人应行久、加州地产巨擘张济民、全美最大的服装企业B·B公司的创办人毛昭寰；在德国，陈名豪、陈名杰兄弟接过了陈氏家族“海员之家”的重任，并将影响进一步拓展到了欧亚各地；在日本、新加坡，亦涌现出了傅在源、胡嘉烈、水铭漳等一批商界名流……

他们的实力和能量受到两位世纪伟人的重视。早在1916年，孙中山先生在视察宁波时就赞赏：“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1984年，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外创业投资的甬商超过70万人，总投资7000多亿元，其中在境外创办企业2400多家，分布于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宁波商人广泛分布在我国香港、台湾，以及各大洲，总人数超30万人。

求新求变的“甬式”开拓

“要窜头，海三湾。”这是句宁波老话。它诠释了宁波商人想发迹就得走远路、闯世界的开拓精神。

对于宁波来说，大海是冒险之海，也是生存之海，危险与希望共存。要生存，就要踏上这危险的路途，并随时应对一切挑战。基于这种环境，造就了宁波人顽强开拓、冒险创新的“思变”性格，这使他们在日后机会来临时，便一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善于捕捉机遇，开拓新的领域，是宁波商帮迅速崛起的秘诀。早期外出闯天下的宁波人，怀揣的只有“三把刀”（剃刀、菜刀、裁缝刀），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靠着灵活的经营手腕、开拓创新的理念，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世界船王”包玉刚最初涉足航运业时，父亲因航运业已经饱和而反对，但他依旧坚持了下来，敢于在潮头冒险。而在经济最不景气的1971年，他更冒险地向日本公司订造了6艘船，总吨位达到150万吨。随着国际航运的好转，他的公司一帆风顺，而且在当时处于困难时期的日本造船界赢得了尊重和赞誉。另一位“船王”董浩云早在年幼时便说：“地球表面四分之三是海洋，我应该像郑和一样有雄心去征服海洋。”

（邓小平会见包玉刚）

当海外轮船进入中国，“宁波帮”就转向经营轮船业。而当他们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淘汰时，他们就开始操办银行。1897年，在“宁波帮”的努力之下，上海成立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2年，上海商务会议公所成立，这便是日后引领上海工商业的“上海商务总会”的前称，而上海工商界则在当时引领着中国工商界的前进方向。

在海洋文化的熏陶下，宁波人养成了善于思变的性格，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这种“思变”精神，使得他们没有把外来文化和外来的商业竞争者视为洪水猛兽，而是以他们对待大海般的包容和思变，取人之长和补己之短。

改革开放后，新宁波商帮求新求变，敢于打破陈规、颠覆旧格局同样引起了全球关注，在资源缺乏、能源不足的客观条件下，重新白手起家，善于抓住时机创新转型，不断向科技、品牌及新市场等更深广的领域进军。

大至工业机器，小至螺帽螺丝，他们似乎无所不干、无所不通。很难为这样一群商人和企业作出准确的定义：他们中的大多数创业时几乎一无所有，但是他们总是演绎着资本的神话；他们很少有骄人的学历，甚至出身低微，但是他们的企业总是驰骋全国乃至全球；他们扎根于宁波，但是他们的眼睛始终关注外面，他们的步伐紧贴、甚至领先潮流。（文/金陈聪）

编辑：张璟璟